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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高志凯忆:讲大白话但说一不二

日期:2011-5-10 9:37:39 人气: 时间:2020-08-20 14:33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
  

  工作。之后长期从事金融行业,曾任某大型央企副总裁等职。现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、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。

  对高志凯的采访进行到72分钟时,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发现自己的羽绒服被座椅边上的钢管夹住了,记者想把衣角拉出来,结果发出一声细小的金属撞击声。坐在长桌另一侧的高志凯马上停下谈话,问道:“你的衣扣是不是掉了?”

  这种惊人的听觉或许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。在上世纪80年代,高志凯曾为、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。“我一共陪见了20多次外宾。”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。之后,他赴联合国、拿耶鲁博士、做华尔街律师、进国际投行、任央企副总裁……对高志凯来说,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几乎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。1992年1月开始,视察南方并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南巡讲线月,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谈起和中国改革时,仍深有感触:“他()的政策,他的思想,他的性格,对我个人和整个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”

  高志凯父母都是山东人,1949年南下。1962年,高志凯出生在苏州太仓,那里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,离上海很近。“我们在家里都说山东文登话,与外界交流说太仓话和上海话,广播电台里放的是普通线岁时,全家从太仓搬到了苏州市区,又开始说苏州线岁上初一,开始学英语时,我已经会说4种方言和普通话了。”这让他从小就对发音比较敏感。

  小时候的物质匮乏让高志凯印象深刻。他住的县委大院里有个当海军军官的小阿哥,在军舰上午饭可以吃一个苹果,“这让我特别羡慕。我家4个孩子,一个苹果要切好几瓣,米饭拌酱油已经很可口了。”还有来自政治上的高压。“我家附近一面墙上写着毛主席万岁,有个小男孩放学时无意在上面画了一道,第二天就被抓了起来。当时听也是犯罪。”

  但也正是在那个非常时期,高志凯抓住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。“教育部本来计划1978年恢复高考,说时间等不及了,现在就招。”当时高志凯正上高一,听说没有年龄限制,决定跟两个哥哥一起参加高考。

  “我数理化成绩很好,但老师说,你今年肯定考不上,不如报考英语专业,虽然也考不上,就当预习了。”没想到,高家三兄弟一起考上了大学,高志凯还是当年苏州市区外语单科状元。1978年2月,他走进苏州大学外语系时刚满16岁,是全班最小的学生。“我从一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。”高志凯说。

  本科快毕业时,正赶上北京外国语学院(现北京外国语大学)受联合国秘书处的委托,办了一个联合国译员训练班,是研究生学位。“第一届是1979年至1980年,里面就有现任驻美大使崔天凯。第二、三届是同时录取的,1981年入学,第二届读一年,我是第三届,读两年。”每个同学由联合国支付6000美元的培训费,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高志凯被编入同声传译组,不仅学翻译,也学很多外交和国际政治课程。

  1983年,高志凯正式进入外交部翻译室。“机遇是给做好准备的人的,但不管个人多努力,如果生不逢时,大环境没有提供机会,也很难发挥出来。从这一点说,我很幸运。”

  外交部翻译室,用高志凯的话说: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基本都来自这里,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。”

  一开始,高志凯以为自己在翻译室是个过渡,很快会被派到联合国去。“无论纽约还是日内瓦,无论总部还是分支机构,对我都太有吸引力了,整天就盼着赶紧到联合国去。”但当时翻译室的领导过家鼎给了他当头一棒:“只要我在这一天,就不让你离开,你就死了去联合国这条心吧。”

  过家鼎的理由是“国家需要你”,但高志凯还是想走,反反复复好几次。过家鼎就抓各种机会给他做工作。有一次参加活动,高志凯陪同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照片在《北京日报》上刊登出来,过家鼎拿着当天的报纸,往高志凯的办公桌上一撂:“小高,你看!你小小年纪,照片都上报纸了!”

  高志凯的想法慢慢地转过来了。“翻译室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。最低级别是给外交部副部级干部提供翻译,然后一级级上去,最高是。即便是部队请来的外国领导人,跟小平见面也是翻译室派人,因为其中有很多政治上的敏感地带,对领导人的言行习惯要了解,这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。”

  工作的特殊性对翻译人员的素质是个严峻考验。高志凯对记者回忆说,当时外交部的宿舍分得比较远,他觉得跑来跑去太浪费时间,正好翻译室配有一个打字间,里面有一张木板床,高志凯就在那里睡了5年。“吃完晚饭就开始干活,先把白天的工作整理一遍,然后做第二天的口译、笔译,第二天的工作能在前一天晚上全部做完。其实翻译到了一定程度,就是知识面的问题。陪同领导人见外宾,需要掌握很多背景资料,来访国家和代表团的情况,两国关系,来访者的背景,等等。”高志凯说。

  1987年,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来访。除了北京的会谈之外,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在外地与霍克会谈了3个晚上,共9个小时。中方在场的只有、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和高志凯;澳方则是霍克、澳驻华大使及澳方翻译。本来做记录并不是翻译的本职工作,也不会有人来要,但高志凯的习惯是每次会谈都要做详细记录。会见完之后不久,对外交部说,自己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念都在那9个小时里面说了,让外交部把那次记录整理出来,上报给他。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但问到高志凯时,发现只要把他本子里的记录稍做整理就行了。

  高志凯正式给做翻译是1984年。那年他22岁,被称为“建国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”。在此之前,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“模拟实战”训练。

  “当时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,老翻译手把手地教我。最早是周文重(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),每次他给做翻译时,我就拿个小板凳,坐在一旁记录。会谈结束后,他会让我根据记录再翻一遍,指出问题。翻译就像跳高,永远有提高的空间,很难尽善尽美,总有些地方有遗憾。在这方面,老一辈的外交家和翻译家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。”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。

  很多年后,他和外交部前辈们聊天时,得知了自己被选为翻译的原因。“他们跟我说,志凯,我们当时选你有几个考虑:一是人很勤奋,中英文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;二是发音比较好,会用嗓子;三是你个子不是很高;四是在大场合比较沉着冷静。”

  对此,高志凯有自己的看法:“当时领导人普遍都不太高,晚年的只到我鼻子这个地方。他们说,你站在领导人身边不会遮挡,既能把工作做好,你的存在又好像微不足道。”此外,言行必须得体,不能抢领导人风头,声音的大小也很关键。

  “比我大58岁。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,但右耳在慢慢失聪,基本上都用左耳。此外,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,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,会听不明白。再有就是发音习惯,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,但一言九鼎,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。”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。

  四川话里“四”和“十”发音差不多,每次遇到这种情况,高志凯都会马上用手势再向确认一遍,伸出四个手指代表四,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。大多数时候,都会果断地伸出四个指头回应。

  如果是普通会谈,翻译如果没听明白,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,但做的翻译不行。“上世纪80年代,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,尤其是美国来的。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,当时苏联还在,遏制苏联是全局性问题,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。除了美国国务卿、国防部长等人,美国来的内阁成员、部长级别的人他都愿意见。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,我不仅不能翻错,而且不能重问。那样不严肃,不严谨,也不得体。”

  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。“我陪他见外宾,从没听他引用过一句唐诗。他没有花里胡哨的地方,不爱虚荣,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。他说一不二,丁是丁卯是卯,但用的都是大白话。”

  高志凯唯一一次听到讲英语,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。那天宾主相谈甚欢,气氛非常好,时间也超了,一向严肃的有了爽朗的笑声。会谈结束,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,握手告别时,早年在法、德、苏都工作过的用英文说了一句“goodbye”,而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成中文“再见”,又返给了。回过头,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凯一下,然后哈哈大笑。

  1977年再次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,“他有紧迫感和危机感,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。当时还在冷战时期,国际局面复杂,中国要从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,那就是改革开放。”高志凯对环球人物记者说。

 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,高志凯曾去“文革”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,在当年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。“1969年到1973年,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,做着最卑微的工作,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。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,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。”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。“他吃过苦,有过磨难,经历过大起大落,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,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。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,但这条路在哪里,又有多少风险?”

  高志凯也去过复出前,与谈话的地图室。“东、西、北三面墙挂着三幅顶天立地的。从上面看,当时的中国真的是被包围了,美军、苏军,中苏、中蒙边界全是苏联军队。而中国一贫如洗,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。”

  时至今日,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需多言。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,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,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,“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,而是别的领导人,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?”高志凯回答道,是独一无二的。

 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,在80年代会见外宾的次数已经很少,他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、影响更深远的事情,比如干部培养,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。“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、打破终身制,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。当时很多‘文革’时期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想出来干,但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。刻意培养年轻人,才有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梯队,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、第三代领导人,一直影响到今天。”在高志凯看来,当时想要什么职务都可以,但什么都没要。曾对外宾说,我想当(一把手)肯定能当,但多累啊,谁来都得请他们吃饭。

  近距离的观察,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改革开放的决策。“我觉得,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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